问你个问题,就我们在广东,从小其实就都知道香港很有钱,就是从潮汕80年代过去香港的,都赚了钱,很少有去香港没赚钱的,当然,也有赚钱了以后被诱骗去澳门的,结果一辈子奋斗的沉淀都被恶魔给吸摄了。
这个也是我为什么我的潮汕朋友,只要说去澳门旅游的,我都尽量劝。那种表面看起来金碧辉煌的破地方有什么好去的。
说到澳门,其实还有个故事,是我的韩国人朋友的故事,以后以后机会仔仔细细记录下来。
说到香港很有钱,从90年代我们小时,就很有钱
为什么深圳的科技发展起来了,香港的科技发展不起来。
李嘉诚投资了那么多地方的科技但没投资过香港的科技
香港有钱,香港有大学,香港也有人才吧~~!why
先说一段往事
看透97后香港的本质
1999年,香港回归刚两年,全城都在喊一个词——数码港。
故事是这样的。亚洲金融风暴刚过,香港元气大伤,政府开始反思:光靠地产和金融不行了,得搞科技。董建华在施政报告里说,香港要成为”全球资讯科技的首要城市”。
这时候李泽楷站出来了。斯坦福毕业,在硅谷待过,对科技产业不陌生。他提出了一个计划——在香港大学旁边的薄扶林建一个”数码港”,对标硅谷。政府出地,他来建。
政府一听,好。之前找了五十多家科技公司想请人来牵头,没一家愿意。现在首富的儿子站出来了,有名望、有资源、有硅谷背景。一拍即合。1998年计划公布,惠普、IBM、甲骨文、雅虎签了意向书,爱立信、诺基亚也表示了兴趣。
看起来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
然后呢?
数码港2002年建成。所有人一看——这哪是科技园,这是个住宅小区。
原本规划的科技产业园区,70%的土地变成了海景豪宅。2800套房子,卖了223亿港元。古天乐、杨千嬅、张家辉都在那买了房。至于科技公司?除了电讯盈科自己,入驻的只有两家外企的销售部门。
备注:说要到香港的那些公司,最后很多都到了深圳南山蛇口,所以你会在南山蛇口看到为什么有那么多老外的原因。
更精彩的是另一条线。李泽楷拿到数码港的地之后,借壳上市,把概念注入一家三亿市值的空壳公司,股价暴涨,市值飙到两千多亿。然后用膨胀的市值做杠杆,收购了香港电讯。一个科技产业的梦想,变成了一场资本运作的盛宴。
还有一个细节。1999年,李泽楷投了110万美元买了腾讯20%的股份。
他没有长期持有。因为从一开始,这笔投资的目的就不是做科技,是做交易。
数码港的故事讲完了。很多人拿这个故事骂李泽楷。但骂错了方向。李泽楷只是做了一个在香港最合理的选择——把科技概念变成地产利润。他不是看不懂科技,他是看懂了香港。
在香港,做地产永远比做科技赚钱快、赚钱确定、赚钱安全。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在香港的结构里,最终都会被拉回到地产上去。不是他们不想做科技,是这个城市的底层结构不允许。
李泽楷做的这个事情,从一些经历就可以看出,真是和李嘉诚比,段位差距太大了。个人观点
一、那我们聊聊我思考的做科技需要什么
在说香港为什么做不了科技之前,先看看做科技需要什么。
需要钱。确实需要钱,但不是钱而已。香港不缺钱。
人才。香港有全亚洲最好的大学群之一,港大、科大、中文大学,学术水平世界一流。
做科技真正需要的东西,比钱和人才更底层。
需要时间。
任何一项核心技术的研发,周期都是以十年为单位的。华为从1987年成立到做出自己的交换机,用了将近十年。从做交换机到做基站,又是十年。从做基站到5G领先全球,又是十年。三十年,持续投入,不间断。
台积电1987年成立,前十年一直在追赶,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领先优势。到九十年代末才开始在制程上跟国际一流拉开距离。从成立到成为全球芯片制造的绝对霸主,用了三十多年。
三星半导体业务从七十年代开始布局,前二十年一直在亏钱。李健熙说过一句话:”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变。”他赌上了整个集团的利润去补贴半导体研发。二十年之后,三星成为全球存储芯片的龙头。
这些公司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在一个地方扎了根,扎了至少二三十年,中间无论市场怎么波动、行业怎么起落,都没有走。
第二,需要纵深。
华为能做研发,是因为它背后站着十四亿人的市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的订单养活了它早期的研发团队。没有这个本土市场做底,华为撑不过前十年。
台积电能做研发,是因为台湾当局把半导体当成国家战略,工研院孵化,政策扶持,举全岛之力往这个方向推。一个两千三百万人的岛,把所有资源集中在一个赛道上。
三星能做研发,是因为韩国政府和财阀体系深度绑定,国家级别的资源倾斜,加上韩国本土五千万人口的消费市场做试验田。
科技研发不是一个人、一家公司的事。它需要一整个生态系统——政府的长期政策支持、足够大的本土市场消化早期产品、一条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以及大量愿意在一个地方待二三十年的工程师。
需要定力
定力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最难。它意味着你在看不到回报的时候还能继续投入。意味着隔壁做地产的人一年赚了你十年的利润,你还能坐得住。意味着你的员工、你的投资人、你的合作伙伴,都愿意跟你一起熬。
这种定力,不是某一个人有就行。是整个城市、整个社会都要有。
二、香港为什么做不到
时间、纵深、定力。三个条件,香港一个都不满足。
先说时间。
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1949年以后,大量人口从大陆涌入香港。这些人来香港,不是来扎根的,是来避难的、来赚钱的、来找出路的。他们的心态从第一天起就是——赚够了就走。
移民就是移民,千万不要说你移民后就把那个地方当家乡看待,哪里只要对你残酷点,你分分钟钟就走人,这个是现实。不要说你移民了就爱上了移民的那个地方了。说爱太早了。
这个非家乡心态代代传承。你看香港每一次政治波动,移民潮就来一波。67年暴动,一波人走了。80年代中英谈判,一波人走了。97前后,又一波。2019年之后,又一波。
一个城市里的人,随时准备走,你怎么让他们做需要二三十年才能见效的事情?——不符合人性嘛
研发需要的是什么?是一群人在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待上二十年,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这种状态在香港几乎不存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plan B——不行就去加拿大,不行就去澳洲,不行就去英国。(这里很多都是英系国家,偷偷说下,香港的各种媒体其实还是英系的爪牙,天天英文化,人自动就会去英系国家。)
一个随时准备走的人,不会做长期投入。这不是道德判断,是人性的基本逻辑。
再说纵深。
香港七百万人,弹丸之地。本土市场有多大?你做一个软件,全香港的用户撑死几百万。你做一个硬件,本土采购量可以忽略不计。你做任何产品,都必须从第一天起面向全球市场,因为本土养不活你。
就是你单独在香港做个超级APP都大概率亏钱特别对于去香港做电商线上的国内公司,说到这里,真是不想吐槽,去香港做电商线上平台,真的什么人都能批的项目,太没认知了。没办法吐槽,太敏感了。
但从第一天起面向全球市场,意味着你的竞争对手也是全球级别的。你还在实验室里摸索,硅谷的公司已经拿着几十亿美元的融资在全球铺开了。你怎么跟人家打?
华为早期靠中国农村市场活下来的。那些大城市看不上的低端设备订单,养活了华为最初的研发团队。等它技术成熟了,再往城市走,往海外走。这条路在香港走不通,因为香港没有”农村市场”给你练手。
张汝京当年想在香港建芯片厂。这个人后来去上海创办了中芯国际,今天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五的芯片制造商。他最早是想在香港做的。结果呢?香港人怀疑他是来炒地皮的,不批。一个可能改变香港经济结构的机会,就这么被赶走了。香港人,就算香港的高层,都意识到,到香港的,哪里会有人愿意在香港扎根做科技。事实证明,真去香港了做芯片估计更惨,花花世界,做芯片的能沉下心来才怪。
赶走张汝京的第二年,同一个香港,免费把64英亩土地批给了李泽楷做数码港。(香港的高层这点很有意思,小圈子文化,和代英特别像)
芯片厂不批,豪宅批了。这就是香港的结构。
最后说定力。
做科技的定力,不是某一个企业家有就够了。是整个社会要有共识——我们愿意花二三十年的时间,承受短期没有回报的代价,去换一个长期的产业升级。
香港有这个共识吗?
看一个最简单的事就知道了。董建华当年推”八万五”计划,每年建八万五千套住房,增加供给,压住房价,让年轻人买得起房。这件事对香港的长期发展好不好?当然好。但房价一跌,已经买了房的中产阶层受不了了,全城反对,计划被迫停掉。
连开发新地块、多盖点房子这种事,都没人愿意承受短期的代价。你让这个城市的人去承受科技研发二三十年没回报的代价?不可能。
香港的中产阶层,表面上看有钱,实际上财富全部压在房子上。房价一跌,他们就慌了。他们的财富结构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模式——保守、短视、不愿承受任何波动。你让这些人支持长期科技投入?他们连自己的房贷都在焦虑。
社会承担能力差,不是因为穷,是因为所有人的财富都绑在同一个东西上,没有缓冲,没有余量。一动就痛,痛了就反对,反对了就停。任何需要长期忍耐的事情,在这个结构里都做不成。
三、移民城的宿命
说到底,香港的问题不是缺钱、缺人才、缺技术,是缺根气。
说到根气,我有记录过看人和事和地方的四气的理论。等有空整理出来。这里先说根气。
根气是什么?是一个地方的人对这个地方有归属感,愿意把命运跟这个地方绑在一起,愿意为这个地方的未来承受短期的代价。
香港从来不是一个有根气的城市。
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中转站。英国人拿它当贸易窗口,不是来建设一个长久家园的。大陆人来香港是逃难、是赚钱,不是来落地生根的。九七回归之后,很多人心态还是没变——这个地方不知道以后会怎样,先赚钱,赚够了就走。
一个移民城市,人来人往,谁都不把这里当成最终的归宿。你在这里谈什么三十年研发投入?谈什么一代人的产业积累?谈什么为了未来牺牲现在?
没人听。因为大家都在想下一站去哪。
你看那些真正做出世界级科技公司的地方——硅谷的工程师虽然来自全世界,但硅谷本身有一套让人愿意留下来的生态系统。深圳的华为,员工持股计划把几万人的利益绑在一起,你走了你的股份就没了。韩国的三星,整个国家的命运跟财阀绑在一起,三星垮了韩国的GDP跌一大截。台积电就更不用说了,台湾把它当成”护岛神山”。
这些地方的人,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命运都跟企业、跟产业、跟这个地方绑在一起了。绑在一起了,才有定力。
香港没有这个”绑”。每个人都给自己留了后路。有后路的人不会拼命。
四、李嘉诚看透了这一切
说回李嘉诚。咱们诚哥。
他是不是不知道科技重要?他当然知道。他1957年就能飞去意大利偷学塑料花技术,他不懂产业的价值吗?
但他比所有人都更早看透了一件事——在香港这个地方,做不了需要二三十年积累的事情。
这个城市的结构决定了,所有资源最终都会被吸到地产和金融里去。因为这两样东西来钱最快、确定性最高、不需要等二三十年。
一个理性到极致的人,在看透了这个结构之后,会做什么?
他会顺着这个结构做最优选择。在香港赚地产和金融的钱,然后把钱投到全球的基础设施上去——港口、电网、水务、电信。这些东西不是高科技,但它们是刚需,现金流稳定,不受经济周期影响,不需要一个城市的人有多大的定力。
他不是不想做科技。他是算清楚了,在香港做科技这道题,无解。
数码港变成了地产项目,不是李泽楷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香港的结构问题。换任何一个人来做数码港,结果大概率一样。因为当你拿到一块地,面前有两个选择——花二十年做科技,前十年亏钱;或者花两年盖豪宅,马上回本——在香港这个结构里,几乎没有人会选前者。香港这种体制的政府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香港的中产也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香港的老百姓也不会支持这种短期对他们没帮助的社会投资项目。
不是人的问题,是结构的问题。结构不改,换谁都一样。
说说科技需要的土壤
最后说一层。
很多人批评香港不搞科技,好像不搞科技是一种道德缺陷。不是。不搞科技是一个结构性的结果,不是一个道德选择。
科技需要土壤。这个土壤包括:足够大的本土市场做试验田,足够长的时间让技术成熟,足够稳定的社会让人才安心工作,足够有定力的资本愿意等,以及一群把命运跟这个地方绑在一起的人。
香港哪一样都没有。
有人说,新加坡不也是小地方吗?新加坡也没有做出世界级的科技公司。李光耀是全世界最聪明的政治家之一,他治理新加坡几十年,新加坡也没有做出一个华为、一个台积电。
不是不想,是做不到。没有纵深的地方,做通道、做枢纽、做服务,是最优解。做制造、做研发、做长期投入,是逆结构而行。
香港和新加坡,本质都是走节点城市的模式
李嘉诚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他从来不在香港做需要二三十年才能见效的事情。他把所有需要时间的投资,都放在了有纵深的地方——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他不是不爱香港。他是太了解香港。
了解一个地方的本质,然后做出最符合结构的选择——这就是李嘉诚教给我们的东西。
不要在没有土壤的地方种树。先看清楚脚下的地是什么地,再决定种什么。
说到这里,我又还是觉得教员那句: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真是超级分析逻辑。
这不就是情况明的特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