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J.D.万斯成为美国副总统。这个从俄亥俄州铁锈带贫困家庭走出来的人,写过一本畅销书叫《乡下人的悲歌》。
书里,他把自己出身的那个阶层描绘成一群懒惰、堕落、自暴自弃的失败者。家庭破碎、毒品泛滥、不思进取——这些都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这很奇怪。按常理,一个从底层爬上来的人,应该对底层有更深的理解和同情。但万斯恰恰相反:他爬得越高,对底层的鄙视越深。
这不是万斯一个人的问题。美国政坛到处都是这种人。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黑人,出身佐治亚州赤贫家庭,是美国最坚定的反平权法案者。本·卡森,神经外科医生,底特律贫民窟出身,说穷人缺的是”正确的心态”。赫尔曼·凯恩,田纳西穷苦家庭出身,反对最低工资,认为”没有变富就怪你自己”。
底层出身,精英立场,鄙视原生阶层。为什么?
因为在美国的成功叙事里,他们必须这样做。
万斯那本书,本质上是一份”脱离证明”——他需要通过批判自己出身的阶层,来完成身份的彻底转换。美国的个人主义叙事有一个铁律:既然成功完全归因于个人努力,那么失败也必须完全归因于个人缺陷。
如果万斯承认底层困境有结构性原因,就等于否定了自己”全凭本事”的故事,动摇了他新获得身份的合法性。所以他不能承认。他必须把自己塑造成那个黑暗丛林中唯一清醒逃出来的人。
这在心理上完成了切割,在社交上提供了谈资,在政治上成为资本。
追溯下美国的建国基因:逃离者的后代
事出反常必有妖,凡事必有因果。
万斯不是异类,他是美国这套系统的模范产品。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回到美国的建国基因。
第一批去美洲大陆的人是谁?清教徒——在英国被宗教迫害,觉得英国国教不够纯粹,要去新大陆建立”山巅之城”。失败者和冒险家——在欧洲旧秩序里没有位置的人,次子、破产者、罪犯、赌徒。被迫害的少数群体——后来的爱尔兰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在欧洲活不下去的人。
美国的建国基因是旧秩序的弃儿和叛逃者。
他们逃离的是封建等级、国教控制、土地贵族、固化的阶层。他们带走的是欧洲最激进的那部分基因——加尔文主义的极端版本、对权威的深度不信任、”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冒险精神、对”重新开始”的执念。
他们没有带走的是:贵族的责任伦理、社区的有机纽带、对弱者的集体保护意识、”我们同属一个社会”的观念。
而留在欧洲的人,经过几百年的磨合,发展出了另一套东西:福利国家、社会民主、阶级妥协、集体保障。
一个比喻:欧洲是老宅子,虽然破旧但有祖宗规矩,大家挤在一起,吵归吵,但还是一家人。美国是离家出走的儿子们建的新镇子,规矩自己定,谁也别管谁,各凭本事,死活自负。
这就解释了很多事情。美国人对”大政府”有本能的恐惧——他们祖先就是逃离政府来的。美国人对福利有道德洁癖——接受帮助意味着你”失败”了。枪支文化根深蒂固——自我保护是逃离者的生存本能。万斯们鄙视自己的出身——因为在美国的建国叙事里,”留在原地”就是失败,”逃出来”才是正道。
刻在美国文化DNA里的东西:遇到问题,跑。
美国与欧洲:比想象中更大的鸿沟
我们中国人容易把”西方”当成一个整体,觉得美国和欧洲差不多,都是白人、都是基督教、都是资本主义。但实际上,美国和西北欧在很多核心价值观上的差异,可能比中美差异还要尖锐。
对”贫穷”的归因就完全不同。美国人觉得穷是个人道德问题,加尔文主义认为上帝的选民会在世俗中获得成功,贫穷暗示着灵魂的欠缺,这套逻辑世俗化之后就变成了”穷人穷是因为懒、蠢、缺乏自律”。欧洲人觉得穷是社会结构问题,是系统需要解决的,不是个人的道德失败。
对”福利”的态度也截然相反。美国人把福利看成施舍,领福利的人是”寄生虫”“吃救济的”,带着耻辱感。欧洲人把福利看成权利,是公民应得的保障,从摇篮到坟墓。
对”成功”的叙事更是两个世界。美国人说”我自己挣的,跟任何人无关”,Self-made man。欧洲人说”我们共同创造的,社会给了我机会”。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出身贫寒,他从不否认,反而强调这是他理解普通人的资本。法国知识分子传统里有强烈的左翼底色,精英如果太露骨地鄙视底层,会被舆论撕碎。北欧的高税收高福利背后,是”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的信念。
万斯这种人在美国是成功模板,在欧洲会被视为背叛者。
冷战时期”西方”被打包成一个阵营,美国作为盟主把自己的价值观包装成”普世价值”,欧洲为了安全也跟着配合。但冷战结束三十年了,这个裂痕越来越藏不住。伊拉克战争法德公开反对,气候变化欧洲激进美国退出,社会福利问题上欧洲人觉得美国是野蛮资本主义。
本质上,美国是一个披着西方外衣的异类。 它的清教根基、边疆神话、个人主义极端化,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个特例,不是常态。
另一种选择:留下来战斗的人
与”逃离”相对的,是另一种人生哲学:问题在哪里,战场就在哪里。
毛泽东的父亲专制、吝啬,这是事实。按照今天流行的”原生家庭”话语,他完全可以声称自己是”有毒家庭”的受害者,把一切问题归咎于童年创伤。但他的反应不是”逃离原生家庭”,是斗争。
跟父亲斗——学会了在压迫中找到反抗的方法。跟地主斗——搞农民运动。跟党内教条主义斗——去井冈山另辟蹊径。他后来能领导革命,某种程度上就是从跟父亲斗争中练出来的——那是他人生第一个战场。
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美国叙事是:这里不行,我去找个行的地方。中国叙事是:这里不行,我把它变成行的。
毛那代人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们不是不知道中国的问题,恰恰因为太清楚了,所以选择留下来。
一个对比。民国的孔家、宋家,带着巨额财富逃到美国。我现在依旧深刻怀疑,他们就是受美国宗教思想影响太深才导致的行为结果。作为一个国家的高层领导人,在美国随时备好退路。宋美龄活到106岁,在纽约孤独终老,晚年靠卖蒋介石的字画维持体面。孔家后人几代之后泯然众人,没有根基、没有事业、没有传承。他们当年带走了多少财富?但财富脱离了土地和人民,就是无根之水。
毛泽东的后代没有什么物质遗产,但他的思想至今还是中国最深刻的精神资源之一。
一个带走了钱,一个留下了道。
两种人生哲学的根本对决
把这两条路径放在一起看,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人生操作系统。
逃离者看到困境想的是逃避,留下者看到困境想的是攻克。逃离者把出身当包袱要切割,留下者把出身当战场要改造。逃离者说我只对自己负责,留下者说我对这片土地负责。逃离者觉得”我离开了”证明我赢了,留下者觉得”我改变了它”才证明我赢了。
这两种哲学塑造出完全不同的人格。
逃离者看起来轻盈——没有负担,随时可以重新开始。但他的根是断的,他的自我认同建立在否定过去之上,所以永远不够稳固。万斯们需要不断批判原生阶层来维持自己的”成功者”身份,因为他们的根基是虚的。
留下者看起来沉重——承担了太多,不能说走就走。但他的根是深的,他的力量来自于他愿意承担的东西。毛泽东从来不需要否认自己是湖南农民的儿子,因为他的力量恰恰来自于这个身份。
这不只是个人选择的差异,是两种文明气质的差异。
美国文明的底色是”逃”。 逃离欧洲、逃离旧秩序、逃离约束、逃离责任。他们的英雄叙事是西部牛仔——一个人骑马走向地平线,身后什么都不管。
中国文明的底色是”守”与”建”。 大禹治水不是逃离洪水,是治理洪水。愚公移山不是绕过大山,是世世代代挖掉它。
美国人遇到社区衰败,搬走。中国人遇到村子穷,想办法致富。
在潮汕,80年代90年代,建的学校,基本都是去海外赚钱的华侨回来建的,热爱,是爱着无论什么样子的故乡。把好的给家乡带过去。
从1840到1950,中国流了一百年的血。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每一次都在付代价,但每一次都在锻造一种东西:这个民族是敢留下来打的。
这口气是无数人用命换来的。它现在就在你身体里,成为一种文化惯性——打惯了的民族,遇事会继续打。
而有些外来思想正在试图稀释这口气。”逃离原生家庭”、”你值得更好的”、”感受不到爱就离开”——听起来很解放,实际上是在教你做一个逃离者。
真正有力量的人,从来不需要通过否定出身来证明自己。 因为他知道,问题不是用来逃的,是用来战斗的。
你的家庭有问题?那是你第一个要攻克的阵地。你的环境有问题?那是你一生的事业。
强者改造环境,弱者被环境改造,更弱者逃离环境然后怪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