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骂的情书》这部电影能突围,其实有个细节很容易被忽略。在潮汕四个城市,它的票房就接近一个亿。这个数字本身不算惊人,但意义在于,潮汕这四座城市,先给了这部电影一个基本盘。就算后面全国市场反应一般,也亏不到哪去。有了这个底,它才敢一波一波往外推,去试全国市场。
这种东西,我把它叫做纵深。一个产品、一个企业、一个地方,能不能做大,很多时候不是看它聪明不聪明。是看它有没有这个底。然后一波一波放大规模。
这套逻辑放大到国家和地区的尺度,也是一样的。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李嘉诚和李光耀这两个人,想的就是这件事。
我读的第一本人物传记,是李嘉诚传,二零零二年,在书店里翻到的。我坐在书店的地上看完的。其中情节至今历历在目。对这个人,我从小就有种朴素的尊敬,后来也陆陆续续收集过资料。这几年再回头看,对他多了一层分析与判断。
有一次李光耀说李嘉诚没做出什么品牌。这句话流传很广,很多人拿这个话来攻击李嘉诚。但大多数引用的人没去查原文。我认真找了一下。出处是《新加坡赖以向前发展的硬道理》,二零一一年出版。内容是李光耀在二零零八年底到二零零九年底,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七名记者的访谈。前后一共十六次,三十二小时,后来整理成书。原话大意是说,李嘉诚没有制造出一件营销世界的商品。他投资地产,收购港口、超市、电讯公司,十分成功。但这本质上不过是顺市而行,什么行业当红,就进入哪个行业。
这句话传出来之后,很多人拿去讨论李嘉诚的格局和境界,但讨论的方向,基本都走偏了。因为这句话本身,是个陷阱。
李光耀说完这句话,没有人追问他一句:新加坡呢?
李光耀治理新加坡三十多年。如果创造世界级品牌真的是衡量一个商业社会成不成功的标准,那新加坡自己,做到了吗?你认真想一下,能想起哪个全球性的品牌是新加坡的吗?
李光耀拿来量李嘉诚的那把尺子,量他自己治理的地方,同样不达标。
所以这不是一个关于李嘉诚的问题,是一个关于结构的问题。
人不行,还是地方不行?有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这句话不是在说认命,是说一个人的努力和聪明,永远要放在更大的结构里去看。单独看人,看不清楚。
李嘉诚是不是聪明人?毫无疑问。十二岁逃难到香港,父亲病死,小学没毕业,自己撑起一家人的生计。茶楼跑堂,塑胶厂打工,然后自己创业。一九五七年,他从一本英文杂志上看到一条消息。消息说,意大利有家公司做出了塑胶花,正在向欧美倾销。他当机立断,买机票飞过去。到了工厂门口,他停下来了。他知道买专利太贵,工厂也不会轻易卖。情急之下,他去应聘了一份打杂的工作,被派去推小车,在各个工段来回走。他把整套生产流程,都用眼睛记了下来。收工回旅店,他把白天看到的写进笔记本。还想办法请技术工人吃饭,用英语套话,把关键的配色技术摸了个大概。几个月后,他带着几箱样品和资料飞回香港。
这种事搁今天看,跟搞情报没什么区别。一个穷小子,用他能用的所有资源,去拿别人手里的核心技术。
这样的人,能力上有问题吗?没有。那为什么他最后没做出一个世界级的实物品牌?不是他不想,是他所在的地方,从来就没给过他这个机会。
做全球品牌需要什么?大多数人会想到好产品、好营销、好团队,这些都对,但都是第二层的东西。第一层很少有人提,叫战略纵深。这个词本来是军事概念,意思是被打到了,还有空间和资源撑回来。放到商业里,就是几样东西凑在一起。第一,要有足够大的本土市场,给你试错和现金流。第二,要有足够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技术工人、配套企业都不用从零搭建。第三,要有足够稳定的政治环境,让你敢押注十年二十年。第四,还要有一个清晰的文化身份,让品牌有灵魂,有人愿意认同。
美国的苹果、波音、可口可乐,背后是三亿人的本土市场和美元霸权。德国的奔驰、博世,背后是欧盟统一市场和上百年的工业传统。日本的丰田、索尼,先在一亿多人的本土市场打磨了几十年,才走向全球。中国的华为、比亚迪,背后是十四亿人口和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华为是先在国内电信市场站稳了,才去开拓海外。后来做得太好,反而被美国限制。苹果也是先吃透了美国市场,才去吃世界。
这背后其实是两种纵深,要么是供应链的超级市场,要么是消费的超级市场。本土市场太小,产品没有迭代的空间,很难真的形成竞争力。
香港一千一百平方公里,七百多万人。新加坡七百多平方公里,五百多万人。这两个地方,本土市场都不够大,产业体系也不完整。政治上,香港头顶悬着一九九七,新加坡周边是马来西亚和印尼。文化上,两个地方都是殖民地遗产加移民文化的混合体,身份认同本身就是模糊的。
在这样的地方,聪明人能做的选择其实很清楚。做实业做品牌,天花板看得见,时间窗口短,风险还高。做资产配置,做枢纽和通道,收过路费,上限反而更高。
李嘉诚选了后者,被李光耀这样子说。但李光耀自己治理的新加坡,其实也差不多。今天新加坡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和航运枢纽之一,本质上也是个收过路费的地方。
重新看李嘉诚,要把他放回他真实待着的地方去看。年轻的时候,订杂志、飞意大利套技术,把香港的塑胶花做到全球最大,这是个创造者。中年,他看懂了香港的结构。英资控制着地产和金融的底层资产,人口一直在涌入,地产需求只会涨。看懂之后,他就系统性地拿筹码,这是个战略家。到了晚年,他开始把资产往外转,布局欧洲,买港口、电讯、基础设施。这是一个清醒的人,提前下了车。每一步,事后看都是对的。
如果让任正非也站在一九六零年代的香港。当时没有大陆市场,没有政府扶持,没有产业生态,头上还压着一九九七。他会怎么做?大概率,他也会做和李嘉诚差不多的事情。
真正的遗憾,不是李嘉诚没有做出世界级品牌。是香港这个地方,从来就没给过任何人这种土壤。这笔账,要算在结构上,不能算在个人身上。
做全球品牌,本质上是一种长期押注。要在一件事上押注十年二十年,中间各种更赚钱的机会都得忍住不去碰。就像任正非,在深圳,和万科做邻居,结果可以忍住不碰房地产。这个定力让人敬佩。长期押注的前提,是一种结构层面的安全感。你所在的地方政治稳不稳,财产受不受保护,十年后这地方还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如果答案是不确定的,理性的人就会把时间折现率调高。说人话就是什么好赚钱就做什么。不能想太远,也不要想太远。今天的钱比明天值钱,所以要尽快变现,尽快转移,不去碰那些要等二十年才开花的事。香港的问题,恰恰是给了所有人一个一九九七的确定节点,但节点之后是什么,谁也说不准。这种不确定,把所有人的时间折现率,都逼着调高了。调高之后,大家自然都去做金融、做地产、做快进快出的买卖。现金流,现金流,这句话深入人心,本质上也是结构逼出来的。一个节点型的城市,最终也把人都调成了周转型人才。要么货物周转,要么金钱流转,要么信息交汇。
这不是价值观问题,是在不确定的环境里,最理性的活法。
cashflow,cashflow,现金流。这个观念深入人心,本质上也是结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