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个知名编剧讲,中国电影叙事跟西方差距三十年。
我觉得很扯淡。
扯淡,扯淡。为什么有些六零后电影人,到今天还活在别人的叙事方式里?
他敢承认中国电影的拍摄技术已经追平美国,却觉得我们的叙事能力落后别人三十年。
按他这个说法,中国的叙事方式,西方再追三百年,估计也未必学得会。
他们作为斗争年代活过来的人,但居然很容易陷入到别人的陷阱中。
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前提: 他是先用西方叙事标准衡量中国叙事,然后再得出“中国落后”的结论。
你用英语语法规则,去评判中文写得好不好,那中文永远不及格。
但问题从来不是中文不行。 是那把尺子,本来就不适合量中文。
西方叙事为什么看起来成熟?
因为它高度标准化。
三幕结构、英雄旅程、人物弧线。
好莱坞把叙事工业化了,像一条流水线。每一个零件都有标准规格,组装出来的产品,可以快速复制,可以全球通用。
这是它的优势。
因为高效。当它要把某一种价值观推向全球时,这条流水线的生产速度极快,快到足够让人眼花缭乱。
但这也是它的天花板。
标准化意味着可复制,也意味着同质化。
你看完一百部好莱坞电影,变的是皮,不变的是骨头。
主角要有创伤,要有目标,要遇到阻碍,要完成突破,要实现自我。
换一个时代,换一个职业,换一个肤色,换一个性别,很多时候,还是同一副骨架。
但中文叙事的底层逻辑,本来就不是这套东西。
中文叙事未必追求单一主线,它常常追求意境的叠加、人物之间的映照,以及时间里慢慢浮出来的东西。
《红楼梦》没有一个绝对主角,也没有一条可以简单概括的主线。
它是一张网。
每一个人物,都是网上的一个节点。彼此映照,彼此牵连,最后一起构成一个家族、一种秩序、一个时代的衰败。
你拿“谁是主角,他想要什么,他遇到什么障碍”这套框架去分析《红楼梦》,根本分析不透。
蓝鸿春这一次的电影,阿骂的情书 ,你发现没,是不是有在主角,但是很多配角也都熠熠生辉。
每个配角都有无与伦比的故事和演技。确实是很难得。
你再想想有谁的电影也是这样子,主角配角都非常出彩。
西方的主角特性会非常强。
但这不是说西方叙事落后。
我们是一种复杂度。 它是另一种复杂度。
问题不在谁高谁低,而在于你不能拿一种文明长期形成的叙事习惯,去判定另一种文明合不合格。
我经常思考语言,也会去研究语言本身。
因为语言会反过来决定一个民族的叙事方式。
英语更强调主谓宾,强调线性,强调因果链条清楚。
中文很多时候是意合,不一定把所有逻辑连接词都摆出来,而是通过意象并置,让意义自己浮现。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没有完整的主谓宾,没有解释,没有说教。
几个意象放在一起,情绪就出来了。
这种表达,翻成英语当然可以翻,但往往必须补主语、补动词、补连接词。信息更完整了,意境却可能死了一半。
所以,中国叙事和西方叙事“差距三十年”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个认知错误。
不是差距。
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时间感,不同的叙事结构。
但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里。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电影人如果花几十年去追那一套标准,追到最后,很可能只是成为一个二流的好莱坞。
这才是真正的弯路。
做个骄傲的中国人,不要做灵魂上的二鬼子。
好电影,不是拿别人的尺子量自己,然后拼命把自己改成别人的形状。
更不是我们文化追求的终局。
真正的出路,不是简单模仿西方,也不是机械回到古典。
而是把中文叙事的底层逻辑,把方言叙事的底层逻辑,用今天的人还能接收的方式,重新说出来。
有没有人做到?
我觉得今年,蓝鸿春至少做到了一部。而且很幸运,击中了各种流量风口。
侯孝贤也做到了一部分。
他的电影,时间感和西方电影完全不同。
他不一定追求强烈的戏剧冲突,而是追求时间的重量,追求人在时代里面的漂移感。
简简单单的日常里,也夹杂着家国发展的脉络。
有时最动人的地方,不是一个人完成了多大的逆袭,而是你忽然发现:那段时代,你也经历过。
侯孝贤是客家人,我是潮汕人。
我至今记得他电影里说过的梅江桥。那个乡愁,懂的人一听就懂。
这是很中文的东西。
说到这里,有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必须拿出来讲。
中国叙事和西方叙事,最底层的分歧到底是什么?
不是技巧。 不是结构。
而是对“赢”的定义,根本不同。
举个例子。
《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爬出下水道,自由了。
故事在他离开的那一刻,基本画上句号。
离开之后发生什么,不拍,也不那么重要。
终点是个人的解脱。
这是一类西方叙事很核心的命题:一个个体,突破束缚,到达一个更好的地方。
现在换一个人。
黄文秀。
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本来可以留在大城市,走一条更轻松、更体面的个人上升路径。
但她回去了。
回到广西,回到基层,回到山村,带着乡亲们一起想办法改变生活。
在西方叙事框架里,她很容易被拍成一个牺牲者,一个为了理想放弃自我的悲剧英雄。
但她本人未必觉得,自己牺牲了什么。
因为她对“赢”的理解,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出去。
安迪离开了,故事结束。
黄文秀回来了,故事才开始。
这不是情节差异。
这是价值观差异。
西方叙事里的赢,往往是:我突破了,我自由了,我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中国叙事里的赢,很多时候是:我出去了,我回来了,我带回来了什么,我们一起变成什么样子。
终点不是个人状态的改善。
而是集体处境的改变。
潮汕人特别能说明这件事。
出去,站稳,寄钱回来,建房,建学校,供孩子读书,再让下一代继续出去、回来、连接家乡。
有一次我在美国,看到他们一个 GYM 建得特别好。
当时真的觉得特别好。
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要是我钱多一点,我就……
我朋友马上接了一句:你就想移民过来是不是?
我说,No。
我要把这个模式建到潮汕去。
后来我自己想了一下。
为什么潮汕那么多华侨,出去赚了钱以后,要回来建小学,建医院,修路,建祠堂?
可能他们当年站在南洋,站在泰国,站在美国,看到一些真正好的东西时,心里面想的也是同一句话:
这个东西,要是能带回潮汕老家就好了。
不是说外面的地方不好。
而是一个人真正走出去以后,看到更大的世界,未必就是为了离开自己的根。
也可能是想看看,能不能把外面的好东西,带回来一点。
我朋友说我:你人都在美国,心还在潮汕。
我后来觉得,这句话其实很准确。
潮汕华侨最厉害的地方,也许从来不是他们走得多远。
而是他们走得再远,心里都还留着一条路,是通回家的。
出去,不只是为了逃离。
出去,站稳,见过世面,赚到钱,再把一些东西带回来。
这才是潮汕人很深的一种叙事。
人出去,根不出去。
人走得越远,反而越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不是单向的逃离。
每一代人都在重复这个循环,网络因此越来越强,根也越扎越深。
个人主义像单机游戏。
这套东西是多人在线。
而且每一代人,都在给下一代人铺路。
再说一个人。
万斯。
穷人出身,后来爬上来了,写了一本《乡下人的悲歌》。
我是在他当选之后去看的。
我个人看完觉得,这本书的价值观,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可学的,也没什么值得自豪的。
因为它有点像那种从潮汕去了北上广深,爬上去了,回头再骂潮汕一无是处的人。
这种人,我很讨厌。
他告诉所有人:
我能出来,是因为我个人足够努力,足够有韧性,也因为身边有贵人相助。
但这句话背后,隐隐约约就是:
那些没出来的人,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结构没有问题,系统没有问题,是人不够努力,是人不够争气。
所以我后来给这本书下了一个定义:
投名状。
这个词估计不好翻译成英文。
就是你向一个新的体系证明:我已经站到你这边了。
美国资产阶级最需要什么叙事?
他们不需要改变任何东西,不需要碰任何既得利益。
他们只需要一个从底层爬出来的人,站出来说:
你看,这个系统是公平的。 我就是证明。
万斯刚好符合这个条件。
他越成功,这件武器就越锋利。
美国建制需要的精英,似乎有一个隐形筛选条件:
你可以穷过。 但你不能真的恨那个让你穷的结构。
你可以爬上来。
但你爬上来之后,要感谢这个系统,而不是审判这个系统。
你要成为系统的广告,不能成为系统的审判者。
万斯用自己的故事,为不平等的结构辩护。
那为什么美国主流叙事,很少容得下另一种故事?
因为建制真正害怕的,不是万斯这样的个体。
个体不足惧。
真正让它害怕的,是群体团结。
一个个体,无论多强,能量都有上限。
他突破了,他离开了,他成功了,结构还是纹丝不动。
甚至他的成功,反而会成为结构的广告:
你看,这个系统是可以让人出头的。
系统不仅不害怕个体成功。
有时它还需要个体成功。
但群体一旦联合,他们就不只是想从系统里逃出去。
他们是要重写规则本身。
一个工人逃出工厂,工厂还在。
一千个工人组织起来,工厂的规则可能就变了。
群体团结,碰到的是结构本身。
这才是很多系统真正害怕的东西。
所以,美国文化几十年来有一个很深的倾向:
用个体叙事,瓦解群体可能性。
让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只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只能靠自己。
让每一个被压迫的人,都把希望放在“我能不能突破”上,而不是“我们能不能联合起来,改变点什么”。
这套操作,叫原子化。
把社会打散成一个一个独立的原子。
原子之间没有连接,没有共同经验,也没有共同行动的能力。
原子化的社会,是最容易被管理的社会。
美国文化看起来很多元。
不同肤色的演员,不同性别的角色,不同性取向的故事,不同族裔的导演。
但你往里面看一层,会发现很多故事的骨头还是差不多的。
一个被压迫的个体,对抗一个不公的系统,最后完成自我,实现个人突破。
主角换了肤色,换了性别,换了性取向。
但故事的骨头,很多时候没有换。
壳是多元的。
核未必多元。
真正的多元,应该是叙事结构本身的多元。
不只是“谁是主角”的多元。
而是“什么叫赢”的多元,“故事怎么展开”的多元,“时间如何流逝”的多元。
中国传统叙事里,故事可以没有绝对主角,可以是群像。
日本叙事里,有物哀,故事可以没有强烈冲突,只有时间慢慢流过去。
印度叙事里,歌舞可以中断剧情,情绪有时比逻辑更重要。
非洲口述传统里,故事可以循环,不一定非要线性推进。
这些,才是叙事结构真正的多元。
有些全球化文化市场,只保留自己熟悉的那套结构,然后在那套结构里不断换皮。
这就像肯德基、麦当劳。
汉堡换二十种口味,本质还是汉堡。
真正的多元,是有人卖肠粉,有人卖凉皮,有人卖手抓饭。
这里顺便给潮汕打个广告。
单是肠粉,潮州有潮州的口味,揭阳有揭阳的口味,汕头也有汕头的口味。
最近端午节,粽子也是。
有甜的,有咸香的,还有又甜又咸的。
但大家照样能和谐共生。
这才是文化丰富。
为什么全球叙事市场看起来很多元,但意识形态上却高度同质化?
因为同一个核心命题,一直在被重复:
你是一个个体。 你要靠自己。
这句话听起来很正能量,很赋权。
但它有一个副作用:
它会让你忘记,你还可以选择和别人在一起,一起做点什么。
当所有人都忘记这件事,群体就不可能形成。
群体不可能形成,结构就永远安全。
所以回到开头。
“中国电影叙事和西方差距三十年。”
不是差距。
这种说法,太容易误导中国电影人,以为我们一定要去学美国那套文化叙事方式。
中国人有自己的叙事方式,有自己对“赢”的定义,有自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
这些东西,不需要追赶任何人。
要学,也是他们来学我们。
我们文化里面那种丰富、多层、多元、共生的东西,是他们很难想象的。
中国电影真正需要做的,不是把自己拍得越来越像别人。
而是找到当代的表达方式,让今天的中国人,重新听懂我们自己的故事。
最后说句个人理解。
你一个中国人。去用外国人的叙事方式表达方式拍电影。
你能超过外国人吗。
那我为什么看你一个中国人拍外国人的故事。
不直接去看外国人拍他们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