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纵深的新加坡口播稿

我小时候读的第一本人物传记,是在书店里的李嘉诚传记,那是二零零二年的时候。

对这样一个人,我想开始记录一些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刚好最近新加坡对阿骂的情书很敏感。

其实我个人有不少在新加坡的居住的朋友。他们其实挺感动的。

而且,不同人,但是,都有说到一个词:骄傲。

有时想,聊新加坡。不如用不聊新加坡的方式来聊新加坡。

先说一个话题。书名是《新加坡赖以向前发展的硬道理》,出版于二零一一年。

成书的背景是,李光耀在二零零八年底到二零零九年底,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七名记者的访谈,一共十六次,总计三十二小时,后来整理成书,公开出版。

在书的第一百四十三页,以及第一百四十七到一百四十八页,原话是这样的:

“李嘉诚可有制造一件营销世界的商品?没有。他投资地产,收购港口、超级市场、电讯公司,十分成功,然而他不过顺市而行,什么行业当红便进入该市场。”

这句话传出来之后,很多人拿来讨论李嘉诚的格局和境界。但大多数人讨论的方向,都走偏了。

因为这句话本身,是一个陷阱。

李光耀说完李嘉诚之后,没有人追问他一个问题。新加坡呢?

新加坡和香港,同为英国殖民地遗产,同为华人为主体的城市,同为亚洲四小龙。

李光耀治理新加坡超过三十年。如果他真的认为,创造世界级品牌是衡量一个商业社会成败的标准,那么新加坡自己,做到了吗?

虎牌啤酒,影响力局限在东南亚。新加坡航空,背后是政府直接控股,靠的是国家资本,不是市场竞争。鳄鱼牌,是法国品牌的授权经营。

李光耀用来批评李嘉诚的那把尺子,量自己,同样不达标。

所以这不是一个关于李嘉诚的问题。

这是一个关于结构的问题。什么结构,地区结构

为什么我判断,这是地方结构的问题?

人不行,还是地方不行?

有一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

这句话不是在说认命。它是在说,一个人的努力和聪明,永远要放在更大的结构里去理解。单独看人,看不清楚。

李嘉诚是不是聪明人?毫无疑问。

十二岁逃难到香港,父亲病死,小学没毕业,独自撑起一家人的生计。茶楼跑堂,塑胶厂打工,然后自己创业。

一九五七年,他从英文杂志里看到一条消息。说意大利有一家公司,做出了塑胶花,正在向欧美倾销。他当机立断,买了机票飞去意大利。

但到了那家公司门口,他停下来了。

他知道买专利太贵,工厂也不肯轻易卖。情急之下,他看到工厂在招工,便去应聘,被派去做打杂工人。他推着小车在各个工段来回走,眼睛把整个生产流程记了下来。收工之后,他回旅店把白天看到的一切写进笔记本。

后来他还想办法请技术工人吃饭,用英语套话,把关键的配色技术摸了个大概。

几个月后,他带着满满几箱样品和资料飞回香港。

这个动作,今天看,跟情报工作没有本质区别。他是在用一个普通人能用的所有资源,去收集别人掌握的核心技术。

这样的人,能力上有什么问题?

没有。就是这种创业精神,至今依旧值得所有潮汕男人学习。

他其实做实业也很强,他没进入房地产前,就是已经是全亚洲塑胶花做得最好的。1967年,39岁,在那样一个年达,他就已经制造业一个细分品类的第一名了。 那为什么他最后没有做出一个世界级的实物品牌? 不是他不想,是他所在的地方,从来就没有给过他这个机会。

做全球品牌,需要什么?

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好产品、好营销、好团队。

这些都对,但这些都是第二层的条件。

第一层的条件,很少有人提,叫做战略纵深。

战略纵深这个词,本来是军事概念。意思是,当你被打击之后,还有足够的空间和资源来反击和恢复。

没有纵深的军队,一旦正面被突破,就是溃败。有纵深的军队,可以用空间换时间,在敌人的深入中把它消耗掉。

放到商业里,战略纵深是什么?

是足够大的本土市场,给你试错的机会和现金流的支撑。

是足够完整的产业生态,供应链、技术工人、配套企业,让你不用从零开始搭建一切。

是足够稳定的政治环境,让你敢于做十年、二十年的长期投入。

是足够清晰的文化身份,让你的品牌有灵魂,有故事,有别人愿意认同的价值。

全球真正影响力持久的实物品牌,几乎百分之百来自有战略纵深的地方。

美国:苹果、波音、可口可乐、耐克。背后是三亿人口的本土市场,全球最强的军事和政治纵深,还有美元霸权。

德国:奔驰、宝马、博世、西门子。背后是欧盟单一市场的支撑,百年工业传统,严密的技术专利保护体系。

日本:丰田、索尼、本田、松下。背后是一亿两千万高度同质化的本土市场。还有政府长期的产业保护,以及民族文化形成的极强消费凝聚力。

中国:华为、大疆、比亚迪、海尔。背后是十四亿人口,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国家战略级别的产业扶持,全球最多的消费人口。

丰田在日本卖了几十年车,才走向全球。华为在中国的电信市场站稳之后,才去开拓海外。后来因为全球做得太好,反而被美国限制。如果没有中国市场作为纵深,它根本撑不到那一步。苹果也是先征服了美国消费者,才征服世界。

任何真正的全球品牌,都是先在本土市场做到极致,有了稳固的大后方。然后才走出去,取得成功。

本土市场太小,产品没有足够的迭代空间,很难形成真正有竞争力的品牌。

这背后其实有两个方向,要么做供应链的超级市场,要么做消费的超级市场,这些都是纵深。

香港面积一千一百平方公里,人口七百多万。新加坡面积七百多平方公里,人口五百多万。

两个地方,都没有战略纵深。

没有足够大的本土市场。没有足够完整的工业体系。

政治上,香港头顶有一九九七年的悬剑,新加坡有马来西亚和印尼环绕的地缘压力。

文化上,两个地方都是殖民地遗产,加上华人移民文化的混合体,身份认同本身是模糊的。

在这样的地方,聪明人面对的选择,其实很清晰。

对,我上面说的这些关键点,都是结构的问题。

做实业,做品牌,天花板看得见,时间窗口短,风险极高。

做资产配置,做枢纽,做通道,收取过路费,上限反而更高。

李嘉诚做了后者,居然被李光耀批评。

但李光耀自己治理的新加坡,同样做了后者。新加坡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和航运枢纽之一。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收取各种形式过路费的地方。

两个人选择了同样的路,却互相批评对方。这是今天这个话题里,最有意思的一个细节。

为什么说是结构?因为是结构决定选择,不是人的格局决定选择。

重新理解李嘉诚,要把他放回他真实所在的结构里去看。

他在一个没有战略纵深的地方创业。

他在一个殖民地政府统治下经营。

他经营事业的年代里,一九九七年是一个确定的历史节点。

在这三重约束下,他做了什么?

早年,他订阅英文专业杂志,飞去意大利卧底学技术,把香港的塑胶花做到了全球最大。这是一个创造者的动作。

中年,他看清楚了香港的结构。英资控制着地产和金融的底层资产,人口持续涌入,推高了地产需求,资产价格会持续上涨。看懂了这一点,他选择进入地产,系统性地拿下筹码。这是一个战略家的判断。

晚年,在大多数人还没意识到的时候,他开始把资产转移出香港。转型成全球企业,布局欧洲,收购港口、电讯和基础设施。这是一个极度清醒的人,在提前下车。

每一步,事后来看都是对的。

这是从小磨练出来的,几十年真实商战积累出来的判断力。

他被李光耀批评没有创造世界级品牌。

但真正的问题是,在那个结构里,有谁能做到?

给你同样的起点,同样的结构约束。在一九六零年代的香港,没有我们大陆这样子巨大的市场,没有政府扶持,没有产业生态,头顶还压着一九九七年的悬剑。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做什么?

大概率,你也会做和李嘉诚一样的事情。

真正的遗憾,不是李嘉诚没有创造世界级品牌。而是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地方,从来就没有给过任何人创造世界级品牌的土壤。

这笔账,算在结构上,不是算在人身上。

做全球品牌,本质上是一种长期押注。

你要在一件事情上押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中间会有无数次看起来更赚钱的机会出现,你必须忽视它们。也会有无数次让你怀疑自己方向的时刻,你必须撑过去。

这种长期押注的能力,有一个很少被提到的前提。那就是安全感。

不是个人层面的安全感,是结构层面的安全感。

你所在的地方,政治稳定吗?你的财产受法律保护吗?市场规则稳定吗?十年后,这个地方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没有人会做长期押注。

理性的人,在不确定的环境里,会把时间折现率调高。今天的钱比明天的钱更值钱,所以要尽快变现,尽快转移,不去做那些需要太长时间才能回收的投入。

香港和新加坡的问题,恰恰是它给了每个人极高的不确定性。

一九九七年是一个确定的节点,但节点之后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真的知道。这种不确定性,让所有人的时间折现率,都被迫调高了。

调高时间折现率的人,会做什么?

做金融,做地产,做快进快出的买卖。不会去做需要二十年才能开花结果的实业品牌。现金流,现金流。这个观念深入人心,本质上也是结构问题。

这不是价值观问题。这是在不确定环境里,最理性的适应方式。

没有安全感的地方,产不出全球品牌。不是人不行,是环境不允许人去做那种长期投入。

不是人的选择有问题,很多选择大概率都是位置和结构的必然选项。

对的,什么位置和什么结构最终决定了什么选择和决策。